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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 金庸
时间:2008-6-9  

《华侨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阅读书目》名著导读 / 中国文学24
 
 
《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集》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的作品集。收录了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及若干其他文字。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香港“大紫荆勋贤”。原名查良镛,英文名Louis Cha,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于浙江海宁,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谓全球华语社会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金庸生于1924年,祖籍为江西省婺源县,出生在浙江海宁,查家为当地望族,历史上最鼎盛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同任清朝翰林后全族人分入汉族八旗,现代查氏家族还有两位知名人物,南开大学教授查良铮(穆旦)(四十年代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台湾学术界风云人物、司法部长查良钊。出自海宁的著名人物还有王国维和徐志摩。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其先祖查继佐是“明史案”最早向当局告发人之一。金庸祖父查沧珊是“丹阳教案”的当事人。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姚馥兰的意思是英文的Your friend.(你的朋友)。1955年开写《书剑恩仇录》,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所用笔名为林欢)。

    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

    1959年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关怀,深受全世界华人好评。 

    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

    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1993年3月,江泽民在北京接见金庸时就曾说“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金庸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佛学对金庸的影响很大。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金庸中庸平和的风格。

    《金庸作品集》金庸本人曾三次大幅修改,并已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庸作品集曾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恐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之名,共36册。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正名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修版本均已完成,并结集出版。《金庸作品集》曾由多个出版社出版发行,例如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明河社星马分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台湾远景出版社《金庸作品集》繁体字版;大陆百花出版社版;广州花城版,等等。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惟一经过授权的正规版本是广州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简体字版《金庸作品集》,其他版本,如北京三联版,文化艺术社的评点版,大陆百花版的版权已经到期,不再加印,所以这些版本已经绝版。  
 
    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对金庸武侠作品的研究也十分盛行,于是就有了“金学”一词。不过金庸本身对这名称有点抗拒,认为有高攀专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
 
    最先研究金庸小说的,倪匡是第一人。当台湾“远景”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出版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由旗下著名作家分别评论金庸小说,分别有五集《诸子百家看金庸》(三毛、董千里、罗龙治、林燕妮、翁灵文、杜南发等)、杨兴安的《漫谈金庸笔下世界》及《续谈金庸笔下世界》、温瑞安的《谈笑傲江湖》、《析雪山飞狐与鸳鸯刀》及《天龙八部欣赏举隅》、《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陈沛然)、《读金庸偶得》(舒国治)、《金庸的武侠世界》(苏墱基)、《话说金庸》(潘国森)及《通宵达旦读金庸》(薛兴国)等,其中倪匡写的《我看金庸小说》大受欢迎,一看再看直到五看才告一段落。期间「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的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只有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
 
    目前“金庸小说研究”的著作包括学术类: 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 《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朱宁嘉 《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普及类:孔庆东:《笑书神侠》、《醉眼看金庸》、《金庸侠语》;倪匡:《我看金庸小说》、《再看金庸小说》、《三看金庸小说》、《四看金庸小说》、《五看金庸小说》(下半部为陈沛然所著);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金庸笔下世界》、《金庸小说十谈》;项庄(董千里):《金庸小说评弹》;合著:《诸子百家看金庸》(五辑)等。
 
    读金庸武侠作品首当读《射雕英雄传》。
 
 
    金庸为修订版《金庸作品集》写的新序:
 
    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的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分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创造故事,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纪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白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法国菜、意大利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也不必一笔抹杀。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出版者正式道歉,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 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或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每个不同读者、他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自以为是,瞧不起原作者和广大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相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分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零零二年四月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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