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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三届图书馆“同方知网杯”读书征文大赛获奖作品展:《悲喜人生》
时间:2008-5-21  

悲喜人生----读余华的《活着》
 
(本文获第三届图书馆“同方知网杯”读书征文大赛三等奖)
作者:马晓川(华侨大学文学院)
 
    第一次看余华的《活着》,是在大一时。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我躺在凌乱的床铺上,目光呆滞,神情茫然,突然觉得就必须干点什么,于是我向宿友随便借了一本小说,那本打发无聊的小说就是余华的《活着》。
    《活着》似乎很对我的胃口,不像我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作家一致模仿巴尔扎克式的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说教。《活着》的语言质朴无华,对话简单,却极富感情、蕴意,打开书页,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有时作为读者的我像一只狡猾的狗,有着灵敏的嗅觉,我常常会抛开小说文本的思想性,只通过小说文字散发出的气味,营造的一种氛围,去辨别一部小说、一个作家的优劣。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语言要么惊心动魄,要么纯净安详,这样他讲的故事才会让人没齿难忘。
    而随着《活着》情节的延续,余华成了一个凶手,因为故事的发展竟是以一个个善良人物的接踵死去为代价的,《活着》是违背了中国小说大团圆的传统,故事讲叙了一个中国农村的六口之家,在历经民国、文革时代的苦难后,只留下一个老人,这很残酷,但余华不是邪恶的,正如余华想说的“命运不是邪恶的,它只是太多了酸咸苦辣,悲欢离合。”他没有像猫玩弄老鼠一样捉弄他小说中的人物,他只是将生活最真实的一面揭视出来,死亡、苦难、贫苦、愚昧…,正是这样余华将我的心牢牢抓住,他的叙述是给人希望,同时让人无望,我的阅读过程就显得异常艰苦,我身临其境,倍受煎熬,跟着故事人物经历了富贵如烟,战乱别离,年老孤独,让人越看到最后,越揪心。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阅读《活着》,成了与虚构人物同生共死的心理体验方式,在故事中沉浮,《活着》是多幕的命运悲剧,《活着》是宿命的,人在面对命运时,是渺小,是无助,最后老人福贵对命运、苦难产生了一种虔诚心态,甚至与多舛的命运结成了一种相互依靠的友谊,他饱经沧桑,荣辱不兴,而释卷的我也已是满面皱纹。
    后来,读了余华的众多作品,知道余华很久之前竟是在一个小城当一个牙医,我不禁想,余华在写作之路上,是不是情不自禁的犯了一种职业病,他有着医者与其说是冷静,不如说是冷酷的理性,就如一个补鞋匠,会不由自主地去注意别人脚上的鞋,一个扒手,总是去盯别人的口袋,他惯于用手术刀解剖肉体。
    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医院的凡尔林的气味里,一个面颊红肿,表情抽搐的病人,内心紧张,神情惶惶的坐在拔牙的高椅上,这时,在隔壁跟同事闲聊的余华被人叫来了,他身穿大白褂,手执拨牙的钢钳,因长期面对病人的各种各样的痛苦、畸形的表情,而表情麻木,神情冷漠,他挥舞着强悍的钢钳,在倍受折磨的病人的呻吟与哭叫中,余华拨去了那些带血的蛀牙。
    作为一个先锋作家,余华是深刻而冷漠的,当然要成为一名作家,作家的内心必须敏感、细腻,而余华在长期的牙医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白大褂式的冷静,所以如果有人要问余华的内心是否敏感,只要看他在写作时运用的手术刀在划开皮肉,解剖灵魂时,所表现出来的锋利无比。余华必须在冷静,甚至是身体里的血也冷出冰渣子,这样在写作中,才能在内心情感与现实写作的冲突与矛盾中,实现他的真实,进行他的解剖。
    《活着》有着太多的悲剧元素,家族没落,战乱人离,天灾人祸,生死无常,因为命运的强悍与未知,将人的一生显得像在大风大雨中补网的蜘蛛,人在无尽的苦难中,本能的忍受,那种没有怨言,像牛一样低头忍受,不是屈服,正是一种抗争,一种最持久的斗争。中国农民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所显现出的坚忍不屈,比起那种常人弹簧式的动辄反抗是更让人敬畏的。
    一个地主之家的败家子福贵在年轻时演出了一幕幕荒诞的闹剧,那时他对命运的不可捉摸知之甚少,当他吃喝嫖赌,最终倾家荡产时,他游荡在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上,显得茫然无措,而在父亲和家人的宽容中,他最终鼓起勇气,他扛起锄头,如贫穷祖先一样,从新开始,重振家业,但苦难只是刚刚开始。
    当一个人对生活失去希望、信心时,他会选择死亡,而《活着》没有让人彻底丧失希望,福贵在赌光了家产,却获得了家人的宽容,他陷入尸体盖地的战场,却出乎意料的幸存…老天是不会将人逼上绝地,只有人自己逼死自己。活着的贯串着在苦难中坚忍的主题,人物都坚信老天让人活着,就有让人活着的理由,所以人要活下去,活下来的是强者。
    余华喜欢给内心写作,他把故事放在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反映历史,思考现实,他追求的是一种心理真实,因为历史像一座高大的城堡,现实中的人只能从一个狭窄的角度上观看,解读,而心理上的真实,却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使他处在一个鸟瞰的高度。所以虽然我们8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文革时代,但在阅读时我与那个年代没有丝毫隔阂。
    余华说,他在写《活着》时,已经对生活怀是宽容之心了,不再是年轻时对生活的满腔的愤怒,他不自觉的在《活着》中暗示着佛家的“生即是苦”的思想。世界有众人,就有众苦,没有人是命运的宠儿,只是不同人有不同的难,所以龙三得到了地主之子福贵的家产,却是代替福贵吃了共产党的花生米。春生当了县长,高高在上,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逼得上吊。佛说,人有四苦,生死疲劳,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贫不足哀,富不足乐,《活着》的主题依然是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而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大都是这样活着。
    《活着》作为一部中国的苦难寓言,它让我不由得有点忆苦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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